我对胖说：“革命群众坐火车还要凭票是不象话，不过现在不是大串联那时候吃住行都免费，列车员查票也是份内的责任，为了避免跟女列车员同志之间发生人民内矛盾，我看咱们还是要采取策略，以我的经验来分析，从海拉尔到北京没几个大站，沿途查不了几回票，每到大站之前咱们就先下车，徒步走一段，然后过了大站再混上车。”

，她不能我把话说完，扬起手臂就把古老的青铜龙符远远抛开，只见夜空中绿影一闪，就落在了没膝的荒草丛中，由于是在半夜，加上星月无光，我本没看清落在什么地方，只看见个大致的方位，急忙和胖过去摸索寻找，但就如同大海捞针，遍寻不见。

我和胖是一筹莫展，正发愁之际，我忽然摸到袋里有什么东西，一掏来竟然是十块钱，胖翻了翻袋也摸十块钱来，二人一怔之下，这才恍然大悟，钱肯定是丁思甜的，她知我们没路费，悄悄把钱在了我们衣兜里，可她哪有钱，在大多数知青一个天记五个工分的时候，普遍是三分钱一个工分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丁思甜是家里最小的孩，他上边有三个哥哥，听说有两个是以在校大学生的份上山下乡的，由于文化程度，都被队地区安排了一些重要的宣传工作，拿工人阶级的工资，一个月三十来块，很可观的一笔收，这些钱在农村怎么都不完，肯定是她那几个哥哥给妹妹用的。

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大兴安岭山区的岗岗营，因为现在这时候山里已经是大雪封山，通隔绝，不到明年冰雪消是甭想回去，我打算回福建看看老爹老娘，他们都被指定“靠边站”了，我队半年多也没收到他们的信，心里难免有些记挂，想利用这段时间回家探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