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真吵起来，还有个完？

如果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计算，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。

不但不谢，反而还埋怨起宁卫民来了。

尽每天上午十左右就有人持壶、塑料桶，望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。

平日里都不见抬见的，虽然不怎么熟，也知是段儿上的居委会主任。

跟着，就抱着脑袋哭了……

可结果却远没有他预计的那么圆满。

即使来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，餐饮业的奖金要靠这玩意找齐儿，否则谁平白无故费这个力气啊。

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，本没酒。

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，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。

走了大老远，得知真相。

三千吨算，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。

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。

价格也从两一升，两六一升，四一升，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六。

还有一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、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。

这一年，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？

很快，人们就发现市面上“散啤”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。

一百吨就更甭说了，连一酒盅都到不了。

可就是这么一也不能全投放到市场上去。

所以京城各大小饭馆贴不成文规定——“买半升啤酒搭卖一盘菜”。

只是尽宁卫民自觉了件好事，颇有些沾沾自喜。

到了今年的夏天，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壶“散啤”，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。

再加上宁卫民会来事，敬了一烟，说了两句好话，这位也就顺势就坡下驴了。

更妙的是，饭馆这主儿也认得边大妈。

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。

比他大上足足四岁的边建功。

当然，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，可太远就没戏了。

对付边建功最好办，宁卫民直接就说边大妈上这就过来了。

一个在内蒙待了六年，号称能纵狼的汉。

想想看吧，这有多大。

于是气也缓和了。

围观的一帮好事之徒因为没了闹可看，“嘘”声一片倒也罢了。

自然觉得没必要把关系僵了。

汽车在前开，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。

甚至看那脸红脖，手握拳，面容扭曲的意思，倒像是要把一腔的火气在他上似的。

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饭馆，谁都觉得自己憋屈，谁都觉得自己占理。

一听报老太太的名号，边建功当时就哑了，气势全灭。

而且念着街里街坊的关系，念着边大爷和边大妈平日的好，他也没坐视不的理。

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，啤酒供应最张的一年。

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力，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。

问题是边建功也有不识好人心。

但饭馆也不是个个都有，得靠各自的领导的公关能力和门路。

突然间，居然一坐地上了。

瞅着这局面就有要动手的趋势了。

轻而易举，一场发生在即的冲突化于无形。

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，在副商店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。

瞧瞧，就是这么档事儿，谁也无解。

（注：撅尾儿，八十年代的京城土语，指弓着腰，手握龙，对着嘴儿直接喝自来的动作。）

好在不同于现场这帮唯恐天下不的主儿，宁卫民是知这其中过节的。

这一百吨绝大分还都是散装啤酒。

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的夏季，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，到达极致的时候了。

因为大分生产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，没有市场。

成了趋之若鹜的“追捧”。

一家就是过去小鬼“麦酒株式会社”改的“京城啤酒厂”。

而就在宁卫民后悔多闲事，觉得边建功忒不知好歹时候，更让人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。

这年拉散啤的是“130”罐儿车，简直不能开上街。

要说唯一能确定买到“散啤”的地方，也就只有饭馆了。

一家是民族资本“双合盛”改的“五星啤酒厂”。

他见机不妙，赶就挤了去，帮着劝架。

因为一上街，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。